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全部文章 / 正文

dior中国中华法：“严苛”面相与“仁恕”底蕴-山西恒至衡律师事务所

时间：2018年04月10日 | 作者 : admin | 分类 : 全部文章 | 浏览: 559次

中华法：“严苛”面相与“仁恕”底蕴-山西恒至衡律师事务所
中华法：“严苛”面相与“仁恕”底蕴
立法者或司法者，都应该本着一种爱与宽恕的精神去制定或施行法律，能够怀着良知作出公平的裁断，那就能无限地接近理想的正义。
自周秦发轫，一直延至清末变法，中华法曲折演进数千年之久婚礼失落姐，汉唐以后，其影响更波及日本、越南等东南亚诸国。中华法系及潜存其内的中华法文化，内蕴丰厚昌乐信息港，又表现诸多鲜明的特征，比如教化为本、刑罚为辅的礼教主义；以家为基本单位，注重等级尊卑的家族观念；体例谨严、用语考究的法典编纂，还有贬弃讼争、注重调解的无讼思想，凡此种种，都显示出中华法文化独有的价值取向。然而，仔细检视中华法的实际，特别是放置在几千年的动态发展中，又可以看到不少内在的、似乎难以调和的矛盾，比如一方面提倡礼教为先，执法“仁恕”，另一方面，却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严苛”的面相。当下再来回顾中华法，不仅需要直面这些内在的矛盾，还要理解其内在的逻辑青云岩，进而在建设现代法治过程中，更好实现中华法的“创造性转化”。
中华法之“严苛”面相
尽管我们对中华法抱有温情脉脉的想象，也不能否认古代有“民事法律”的存在，但窥诸实际，刑律与刑罚仍是中华法的主要内容。
自秦朝始，律法便有严苛化的倾向。秦朝的罪名极多，不仅有谋反、操国事不道、泄露皇帝行踪等大罪，还有诸多一般罪行安泽熙，如诽谤、妖言；诅咒、妄言；非所宜言、投寄匿名信等。秦始皇还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发布禁书令，不仅烧了官府之外的藏书，“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即百姓若学习、谈论《诗经》等古书的，要在闹市中处以死刑，与众弃之；不学法令，却以古代经义批评秦朝的，则要夷三族，父母、兄弟、妻子等都要受到株连；甚至是地方官吏知悉上述情况而不纠举的，也要受到惩罚。事实上，秦法的严苛并不止于此。秦朝刑罚分为笞刑、徒刑、肉刑、死刑、羞辱刑等八大类，总共几十种刑罚。如肉刑又分为墨、劓、刖、宫等四种残害肢体的刑罚。死刑的执行方式更多，不仅有带羞辱性的“弃市”“戮刑”，还包括有腰斩、车裂、定杀、坑杀等极端残暴的刑罚。更为严苛的，是族刑或株连刑，对犯罪者判处刑罚时，不限于本人，还延及亲族，轻者将其妻子、子女没收为官奴婢，重者将父族、母族、妻族等众亲属诛杀。
汉代虽然有文景刑罚改革，但仍然保留有笞刑、弃市等刑罚，其改革亦不免外轻实重的诟病。唐太宗时有宽刑之名，但武则天时代，刑纸玄网罚酷烈的一面又开始显现。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奉行重典治国的思想，为了巩固政权，他不仅亲自参与了《大明律》的制定，还颁布了四篇《大诰》，以残酷的刑罚治理各级官吏，镇压人民的反抗。法外施刑的《大诰》，虽立意于教化，但却以严刑酷法作为保障，对不服教化的“奸顽”之民，施以严苛刑罚，重惩不贷。对贪渎官吏，同样以重罚惩治，仅郭桓一案，只因朱元璋怀疑天下“诸司尽皆赃罪”，就把几个部的尚书及左右侍郎全部处死，又牵涉各级地方官吏，辗转株连阜宁教育吧，前后数万人受到刑罚，其用刑苛严，足见一斑。
秦、明等时代用刑“严苛”，是与法家思想紧密相关的。不同于儒家对刑罚作用有限性的认识，法家全面肯定“刑治”的作用，甚至提出“以刑去刑”绝代天狐，即只有极为严苛的刑罚才能起到威慑作用，从而减少人们触犯刑法的可能。这一思想在“弃灰之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尽管这一源自“汤刑”的法令被沈家本认为“此法太重，恐失其实”，殷商、秦朝是否真实存在仍存疑，但其立法思想却为秦人所信奉欲女初生，李斯曾说：“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能深督其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对弃灰于道的行为，即便在李斯看来，也属于“薄罪”，之所以要处以重刑，正是为了提高法令的苛严，使百姓不敢违犯。
中华法之“仁恕”底蕴
不同于个别时代的用刑严苛，中华法文化同时贯穿着“仁恕”底蕴。在中国文化中，“仁”是指仁爱、宽仁，是一种发生于人身体内部的心态；“恕”按字面意思是“如心”，即是“己心如人心”或“人心如己心”，也就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设身处地为人考虑，故“仁恕”合起来意指由己出发的宽容、仁爱。除却以法为教的秦朝之外，无论是汉唐，还是明清，在法律思想中都包含有宽仁的因素继室来袭，即便是以重典著称的朱元璋，早年也曾强调“治狱以宽厚为本”。故仁恕可以说是中华法更为持久、更为根本的底色。
儒家经典《论语》自始至终贯彻着“仁恕”之道，孔子将孝悌忠信等一切美好的德行，都融入到“仁”之中，践行仁德，是人之为人的先决条件。是故，在孔子看来，仁既指日常生活中“仁爱”，又有更深层次的丰富内涵：“克己复礼”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仁，“其言也讱”亦为仁。仁与恕紧密相关，为“仁”的方法，在于行“忠恕”之道。子贡曾问孔子，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孔子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积极主动的立人达人不同，“恕”要求推己及人，对人的不足或缺陷要有宽容、原宥与谅解之意dior中国。以孝悌为本，行忠恕之道，也就践行了“仁”鸵鸟油。
孔子不仅多次论述仁恕，他还身体力行出轨幻想。叶公曾经告诉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个坦白直率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便告发。孔子则说，我们那里直率的人与你们不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率、道义就在其中。这则对话，看起来似乎表现的是父慈子孝，但从执法者而言，父子相隐亦不为罪，自然包含有仁恕之意。孔子曾经担任鲁国司寇，有一对父子因琐事争讼，孔子拘禁了儿子，三个月不予判决。父亲请求撤销诉讼，孔子才释放儿子滑步舞。季孙听说此事，生气地说：“这个老头子欺骗我，他说治理国家要遵从孝道。现在杀一个不孝的人，能够警示天下所有不孝的人，可又把他放了。”孔子知道后，叹息说：“君主丧失了孝道，却要杀掉不孝的百姓，这行吗？不教育自己的百姓，却惩罚他们赌王出山，杀掉无辜的人。不用刑罚是因为罪责不在百姓身上。法令松弛，刑罚却很严苛侠宋，这是残暴的制度。《尚书》说：要根据道义来施刑，根据道义来诛杀。意思就是要先教育。”孔子之意，是先教后刑，但在此案的处理中，无疑表现其宽仁、原宥之意，只要有过者愿意改之，司法者应当避免使用苛刑。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仁恕”思想，在历代法制中得到了体现。西周时，幼弱、老耄、蠢愚之人犯罪，或免刑，或减刑，称为“三纵”；不识、遗忘、过失犯罪减轻刑罚，称为“三宥”，都是仁道的表现。汉唐时“八议”中议贤、议能、议勤、议亲亦与仁爱有关。宋至明清的自首、自告法，允许其犯罪知悔，改过自新；历代又多有恩赦之法，在一定时日或条件下免除其罪刑，均为恕道之表现。
迈向尊重权利的现代法治
中华法中严苛与仁恕的“矛盾”面相，其实有其内在的逻辑。总体而言，崇尚仁恕是中华法文化一以贯之的基本属性，而“严苛”只是特定时代的“畸形”发展形式新井佑美。而且，即便是赞同严苛与“重刑”，多数还是需要儒家之仁道予以论证，明代吕坤曾言：“姑息以养民之恶，卒至废弛玩，令不行，禁不止，小人纵恶，善良吞泣，则孔子之罪人也。故曰居上者以宽为本，未尝以宽为政。严也者，所以成其宽也。”仁爱、宽平，自然是儒家的观点，但吕坤之意，一味地追求宽，实际上是小人为恶的放纵，反使善良、守法者饮泣敌后便衣队，实与孔子之仁政相悖，杀一二而救千万，亦能成就“大仁”。因此，严刑苛罚只是中华法之“用”，是特定时期的、非正常的表现形式，而仁恕才是中华法的本体，是需要尊崇的根本价值。
仁恕之道王妃真给力，一方面要求同时看到自己和他人，同时看到人的优点与弱点，却更强调自己的弱点，强调严于律己通渠水，于此才能容，才能让；另一方面，它要求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在尊重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去谅解、原宥，故不同于姑息，亦不同于乡愿。正如学者何怀宏所言：孔子之立人达人，“是隐含有一种人格平等的意思的，苏拉文雅即他人应当有和我一样的生存和活动空间，这就要限制自己去凌驾于他人”。他点出了仁恕的现代价值，在社会共同体中，我们既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又要尊重他人生存的权利，无论身份地位，大家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这也是“仁恕”可以在现代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内在缘由。
对法治或司法而言，仁恕要求真正地做到以人为本，平等地去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当然，现代法治是规则之治，杀人即要受刑，欠债需要还钱，罪与刑，权利与义务都是相对应的，是不能随意超脱法律规则的。但是立法者或司法者，都应该本着一种爱与宽恕的精神去制定或施行法律，能够怀着良知、推己及人地作出公平的裁断，那就能无限地接近理想的正义。
作者：韩伟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为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副教授
恒心所至 法义衡平
咨询电话：18634788889
免责声明：本平台文章并不用于任何商业目的，仅供学习参考之用，任何仅依照本平台文章做出的作为与不作为行为造成的后果由行为人自行负责。如需法律意见，应向具有资质的相关法律人士咨询。
本平台部分内容及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与本平台联系，我们将及时予以删除。

推荐您阅读更多有关于“”的文章

文章归档